一石激起千层浪，大家立马讨论开来。原来，在很多问题上，六年来并未达成共识。
一派认为，这个装大蝌蚪的瓶子是犯罪嫌疑人带来的。西沟的小水沟里没有这种大蝌蚪，但是在上游暖和的地方有这种大蝌蚪。犯罪嫌疑人以可以带孩子们抓大蝌蚪为名，诱骗孩子们上山。孩子们很着急去抓大蝌蚪，所以没来得及穿袜子就跟着走了。
另一派认为，山上没有水源，如果以抓大蝌蚪为名，不该带孩子们上山。而装大蝌蚪的瓶子仅是个偶然的存在，有可能是孩子们在河边捡的，也有可能是这个瓶子在案发前被人扔在窑洞里，因此与本案没有什么直接关联。
关鹤鸣调动起了大家的积极性，紧接着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：“孩子们是被引诱上山的，还是被胁迫上山的？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透，对于进一步识别嫌疑人的身份特征很关键。”
又是一番热烈的争论。
一派认为是胁迫上山，三个小孩从沟底被胁迫。她们的鞋里有泥有水，说明是在很慌乱的情况下连泥带水地把鞋穿上了。
另一派认为是引诱上山，因为从捞蝌蚪的小河沟到窑洞之间，没发现三个人掉落的物品，说明是和平上山。
整个会场就像在举行一场辩论赛，正方、反方各不相让。
中午休息的时间很短，大家迫不及待地吃完饭，又回到了会场上。
越是有争议的问题，就越是想辩出个子丑寅卯。谁都想根据自己占有的证据说服对方，因为他们正经历着挫折，努力想找出阻碍他们拨云见日的根源。
关鹤鸣不动声色地听着双方的争论。
会场上的声音渐渐变小时，他不失时机地把大家的火力吸引到了新的问题上：
“在提取到的唯一一段视频里，两次在画面中出现的男子，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？邱实会同几省的视频侦查人员一起研究，刚刚有了结论。”
邱实左手把一沓纸从桌子的左上角拿到面前，右手夹着黑色签字笔，抬起头，看着大家说：“案发当天的监控视频上显示，有一名男子跟着三个女孩往下沟方向走，之后折返，又出现在画面中。三个小时后，有一男子从沟底上来。由于画面不太清晰，较难判断是否为同一人。如果是同一个人，可以推测出这个人是在小女孩下到沟里三分之二时折返回来的。
“昨天，我和视频侦查方面技术先进的南京、长沙、重庆公安机关连夜研判。今天中午，经过讨论，大家得出结论，两个时段认定为同一人。依据是，衣着特征符合。上衣、裤子均为深色，上衣敞开，里面的衣服是浅色。身高一致，体态相似，左肩挎着包，摆动不明显。左脚步幅比右脚大，左腿步伐频率比右腿快零点八秒。”
听完邱实的话，关鹤鸣果断地说：“是不是同一个人的问题，以后不再讨论了。那么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？大家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？”
针对这个问题，也出现了两种声音。
一派认为就是他。他显得十分犹豫，在时间上有与小女孩相遇的可能。
另一派认为不一定相关，因为这个人如果能碰上小女孩，也应该能遇到下沟砍木头的严姓父子俩，但严姓父子称没有看到过这个人。
关鹤鸣端起杯子，好像要喝水，可又把杯子轻轻地放了下来。他接着提问：“刚才可光局长叙述的作案过程，大家还有什么不同意见或者想补充的？”
关于窑洞里面的活动过程，大家辩论得更加激烈。
有人说，在中窑可能有个语言交流的过程，但是小窑才是性侵和杀人的地方。理由是杨晓春的血流线路，不支持有拖拉过程。也许她在小窑洞里还没死，于是犯罪嫌疑人把瓶盖塞进她嘴里，然后窒息死亡。
也有人说，中窑有杨晓春的血迹，从形态上看，是躺在那里流的。并且，从中窑到小窑有拖拉的痕迹，说明有人想要脱逃，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性格比较倔强的杨晓春。在搏斗中，犯罪嫌疑人把瓶盖捅到她嘴里，无意中把她杀死了。与杨晓春相比，犯罪嫌疑人对另外两个孩子的约束力更强。
罗牧青看着关鹤鸣，暗暗地佩服他的洞察力。这些问题貌似平常，却每一个都戳中要害。原来，有这么多问题没有统一认识。也许正是这些没有彻底解开的谜，阻碍着“4?19”专案组的前进步伐。
关鹤鸣听得非常认真。
她一眼望过去，看不太清楚，他似乎在笔记本上画了很多图形。
听了大家的意见，关鹤鸣又接着问道：“对于现场过道上的两个烟头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的，这一点有没有统一的认识？”
大部分侦查员认为烟是在作案后吸的，表明犯罪嫌疑人作案后稳定了一下情绪，并开始思考逃跑的路线和方式。
也有人持不同意见，认为一根是在杀人前吸的，一根是在杀人后吸的，说明犯罪嫌疑人比较成熟老练，心理素质好。
一片云挡住了阳光，会议室里的光线暗了下来。过了一小会儿，阳光又慢慢散了进来。不过，这时候的太阳已经西斜，傍晚即将来临。
大家的情绪达到一个空前的高点之后，突然就停在了那里。
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关鹤鸣的脸上。
问了这么多问题，他总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吧！
一切就像是顺流而下，关鹤鸣收到了信号。他端起银色的不锈钢水杯，吹开飘在上面的茶叶，深深地喝了一口，然后说道：
“对案件有不同的认识，这在案发初期是正常的。但是，如果案发六年了，还有这么多问题不能统一认识，这其实就是一种阻力。我刚才问的这些问题，有的是关键的，必须弄明白，一点儿也不能含糊；有的是无关紧要的，大家一定不要纠缠于此。带着不必要的疑问去工作，有害无利。”
他那犀利的目光飞快地扫过每一张脸，他依旧十分镇静地说：“我知道，你们很想听听我对每个问题所下的结论。实话实说，这次我下不了结论。下次来，会再说到这些问题。下一步，你们做什么工作呢？你们在排查上下了很大功夫，应当继续研究怎么把它用对了、用好了。另外，这个案子，我现在肯定地告诉你们，不要再往外跑了，就在本地查。以案发地点为中心，以五公里为半径，做个方案。看看怎么能把人找全，一个不漏。”
这一席话，让专案组成员的心里五味杂陈，既给了希望，又让他们有某种失落。
如果人真的就在这个五公里的包围圈里，那这么多年天涯海角地奔波，岂不是毫无价值和意义吗？
其实，关鹤鸣故意闪过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年龄偏大。
这是一个决定侦查方向的问题。关鹤鸣知道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“4?19”专案组。当时的高层指挥员定的方向是“年龄偏大”，但也有不少人并不认同这个观点。这势必造成在排查时无所遵循，漏排在所难免。
吃完晚饭，关鹤鸣给还在北湖的朱会磊打了个电话，问他是否没有检验到精子，就能充分证明嫌疑人的年龄偏大。
朱会磊说：“这个不一定。具体到有没有精子，判定是很难的。不是说没有检验到，就是没有。而且，根据有没有精子来判断年龄，也是不科学的。如果物证保存着的话，我到祥县的时候再检一次。”
关鹤鸣询问芳城的物证检验情况时，朱会磊说：“明天上午就能全部做完。目前出了一部分数据，还需要进一步比对。”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得太满，但从语气里能够听出，还是有所收获的。
犯罪嫌疑人又是如何逃跑的呢？
这也是关鹤鸣关心的问题。如果能知道他的逃跑路线，就能把作案过程完整地串起来，知道他“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”，就等于有了一个更具体的范围。
根据走访，有当地群众说，在案发当天下午两点多，见过一辆红色摩托车从那里经过。但是，追到污水处理厂时，由于距离太远，警犬十分疲乏，已经不兴奋了。因此，无法确定他逃跑的方向和使用的交通工具。
关鹤鸣还是想找到案发周边区域的视频。
第二天早上，他独自一人跑到案发现场周边的街道上，看到不少单位和小商店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。
他在一家招牌有些旧的小食品店买了瓶水，很随意地跟店主聊了起来。
店主告诉他，摄像头都是前几年装的，画面不太清晰。
他问：“能存多长时间？四五年前的还能有吗？”
店主说：“早没啦，最多能存半年吧。”
关鹤鸣给杨智打了个电话，问他当年视频这一块工作为什么没有重视起来。
杨智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跟您说实话吧，这个案子有指纹，有足迹，还有精斑，条件这么好……当时觉得破案很容易，所以忽视了视频采集。等过了一个月，案子还没头绪，再去收集，有的早就被覆盖了。最后还是收上来一部分，我记得移交给技侦部门了。可是，后来再开会，技侦部门的人说，他们就发现了那一小段可疑的视频。”
“那些视频资料备份了吗，现在在哪儿？”关鹤鸣问。
“别提了，后来谁都说没看到。所以，在会上我们不敢提视频的事。”
关鹤鸣心里来气，不过这也是个普遍存在的现象。越是看上去简单、万事俱备的案子，就越是容易被门槛绊倒。现在，有些民警两眼紧盯着生物检材，把传统的侦查方法全丢在了一边，不分析案件，也不吃透现场。
他想，一定要找个机会，在全国的会上把侦查办案的理念正一正。
中午，邱实正在收拾行李，接到了朱会磊打来的电话。
朱会磊兴奋地说：“邱处，熬了一夜，芳城的案子做出来了。”
邱实喜出望外，着急道：“别卖关子！朱专家，快说，快说！”
朱会磊从美静牛仔裤的腰部提取到了脱落细胞，检验出了一名男子的DNA；从冯艳的手机卡槽部位提取到了脱落细胞，检验出了一名男子的DNA。这两个DNA数据相同，与林子胜偶遇男子掉落的手套上、林泽被抢劫案现场遗留的饮料瓶上面的DNA相同。
“太好了！我马上向关局汇报，你赶快归队！我们是下午的航班，飞江南。咱们直接在安平见！”
关鹤鸣得到这个好消息后，马上让邱实向全国发协查令，要求各地重点比对芳城案件的DNA数据。
第六章 安平惨案
一、小厂惊现大案
一个人在短时间内，分别在两个地点杀死了八个人。其中四名被害人为身强体壮的男性劳动力，具有很强的抵抗能力。这个案子发生在江南省红泉市安平县——这是个国家级贫困县。
2005年12月28日早晨，安平县永乐镇新星石灰厂工人汪世洪到厂里上班，发现老板娘陈雪华全身是血躺在院子里，吓得转身就跑到了哥哥家。汪世洪有轻微智障，加上受惊吓，话说得不清不楚。他哥哥虽然意识到石灰厂出事了，但还是半信半疑，于是带着汪世洪来到石灰厂，看到果真死了人，也没敢再往屋里走，就赶紧打电话报了警。
首先赶到的是派出所民警张全友。干了二十年警察的他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。屋里屋外全是尸体，一共七具。由于从12月27日下午开始下雨，血水染红了地面。张全友头皮一阵发麻，赶紧向上级汇报。
就在大批警察赶到现场后不久，又接到群众举报，说在机耕路旁的水沟里发现了一具男尸。
几名警察赶紧赶过去，发现死者名叫吴楠，是新星石灰厂的工人。
经法医检验，作案工具是一根杉木棒、一把菜刀和一把单刃刀。棒子上有手套印，在这个位置提取到了混合血，从里面检出了吴楠的DNA。
法医鉴定结果显示，被害八人的死亡时间大约是12月27日晚上7点30分至晚上8点30分。八名死者中，吴楠和冯慧莲夫妇均为三十五岁，儿子吴小海八岁；石灰厂老板胡永发、陈雪华夫妇均为五十五岁；其余三名工人均为四十七八岁。
根据现场足迹判断，为一人作案。中心现场除小孩以外的六名死者，致死工具一致，犯罪嫌疑人用杉木棒打击部位、死者伤口形态一致。
在一号现场，即胡永发、陈雪华夫妇的住房，法医从多处提取到了多人的混合血，很难拆分；发现了一个空的椰汁饮料罐，从上面检出的DNA，罐身上是胡永发的，罐口处是吴楠的。可以推测，胡永发拿过饮料罐，吴楠喝掉了饮料。但是，据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讲，他父亲平时是不可能拿饮料给吴楠喝的，毕竟吴楠只是一名打工者。
二号现场，即吴楠、冯慧莲一家生活的场所，也是民工吃饭的地方，进门左侧桌子上有一个塑料杯，法医做出了DNA数据。经查，这个DNA是另一家小型石灰厂的老板戴志学的。
戴志学一看警察找上门来，吓得腿直抖。安平县城不大，石灰厂的杀人案很快就尽人皆知了。
他说：“26号下午，我确实去过新星石灰厂。胡永发要卖厂子，底价是十五万，截止日期是27号。我就是去跟他谈这个事儿。27号我没去过那儿。”
民警问他，为什么吴楠的房里有他喝过水的杯子。
他说：“我去的时候，正赶上胡永发在忙，吴楠就把我让到他屋里，给我倒了杯水。”
警方对戴志学的行踪进行了调查，多方证据表明，他确实没有作案时间。
据胡永发的儿子胡辉说，石灰厂生意一般。他早就劝过父母卖掉石灰厂，跟他搬到省城去住，但父母一直没有答应。12月初，他父母说要卖石灰厂，并且很着急的样子。具体为什么决定出售，他也不太清楚。
案发当天，警方并未提取到有价值的物证。
第二天再次去现场，法医在二号现场的水池内发现了一个饭碗和一副筷子。筷子完全被水浸泡了，碗边露在外面。由于天冷，池子里的水已经微微结冰。
按照日常习惯，老板胡永发夫妇在自己的房里吃饭，碗筷也都收在自己的橱柜里。平时由冯慧莲负责做饭，他们一家三口人的碗放在大锅里用热水洗。其余每个工人的碗筷都自己拿到水池里去洗，洗好后放在橱柜里各自的固定位置上。当天一共有九个人在石灰厂吃晚饭，除了被害的八个人，还有胡永发的儿子胡辉。胡辉在饭后立即开车回省城了。
现勘人员打开碗柜，里面的六双筷子和六个碗都摆放得整整齐齐。
水池里为什么会出现一副没有清洗的碗筷呢？
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法医尝试着从露出水面的碗边提取DNA。检验结果并不乐观，虽然得到了九个位点的数据，但不确定性很大，能否作为证据使用还有待研究。
这个碗如果本来就属于案发现场，那么根据推测，是住在石灰厂的人员已经吃完了饭，碗都洗好了，胡辉也已经离开石灰厂后，来了一个人。这个人在吴楠的房间吃了剩饭。吃完饭，这副碗筷就被放进了水池。这个吃饭的人，即使不是犯罪嫌疑人，也有可能是最后一个到过石灰厂的人。所以，找到他十分关键。
这个碗为什么在第二天才被发现呢？
一些现勘人员认为，这么大的案子，第一天勘查的时候去了省、市、县三级侦查人员，不可能发现不了这副碗筷。因此，他们认为，之所以在第二天才发现，是因为有人在案发次日夜里“借”碗吃饭。因此，这上面的DNA根本就无法确定与犯罪嫌疑人有关。
现场的翻动面积很大，但是嫌疑人却没有留下一枚指纹。屋里屋外、床上地上，甚至被害人的身体上都留有嫌疑人的血足迹，共四十五枚，清晰的有十九枚。鞋是四十码的，穿用时间大约为两三个月。鞋底是由外省进货的，鞋面是本地加工的。
案发后，警方陆续采集了五千余枚安平县男性的足迹，却没有一枚比对上。
难道是流窜作案？这显然与案件呈现出的状态不符。
侦破安平的这个案子是场硬仗，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，关鹤鸣有种直觉，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对手。
二、满墙血迹
十多年来，永乐镇的变化不算太大。新星石灰厂附近还保持着原貌，门前是一条机耕路。在离石灰厂不远的地方，有一个中型水泥厂，能听到机器轰隆隆的响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