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受欢迎的结果是大开杀戒，血腥镇压的结果则是四处皆反，孙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。这位“小霸王”终于意识到，不改变政策和作风，政权就保不住。32

　　所以，他选择了孙权。

　　孙权则选择了与蜀汉不同的道路。

　　实际上，正如蜀汉内部有三股势力（荆州集团、东州集团、益州集团），东吴政权也有三大派系，这就是淮泗将领、流亡北士和江东士族。其中，淮泗将领是孙坚和孙策的旧部，流亡北士则是避乱江东的北方士人。

　　当然，他们都是外地人。33

　　孙策建立政权，靠的就是这些外地人，尤其是张昭和周瑜。周瑜是淮泗将领的领袖，为武将之首；张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，为文臣之魁。后来，也正是这一文一武夹辅孙权，不但保住了江东，还不断发展壮大。

　　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没。

　　但，如果孙权满足现状就此止步，那么，东吴就会永远是一个没有根基的飘忽政权，下场不会比蜀汉更好。因为江东士族对他们的反感、警惕、疑惧和排斥，绝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益州士族之于刘璋和刘备。

　　更何况，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虽然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，钱袋子却在江东士族那里。

　　当然，人心、舆论和风向标也在他们那里。

　　因此，如果孙权也像刘备和诸葛亮那样，坚持“以我为主，后来居上”的组织路线，那么，他们只会比蜀汉灭亡得更早。要知道，赤壁之战以后，曹魏可是一直把东吴看作头号敌人，屡屡发兵征讨孙权的。

　　孙权完全清楚这一点。他也很清楚，自保自救自立自强的唯一办法，是拉江东士族入伙。这就必须调整政权内部的结构，更必须让出权力和利益。

　　深谋远虑的孙权当真这么做了，而且有条不紊。比如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权，便一步步由淮泗将领周瑜、流亡北士鲁肃、南渡平民吕蒙过渡，最后交到了江东士族陆逊手里。之后，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权，任命顾雍为丞相。

　　陆逊和顾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，既代表江东四大家族（虞、魏、顾、陆），也代表吴郡四大家族（顾、陆、朱、张）。陆逊和顾雍出将入相后，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过江之鲫，数以千计。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以及他们的子弟则被边缘化，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东吴政权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江东士族就跟孙吴政权捆绑在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。孙吴政权的利益，就是江东士族的利益。即便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，江东士族也要捍卫孙吴政权，因为他们是在保家卫国。

　　孙权成功地实现了政权的江东化，也基本做到了“吴人治吴”。这是东吴与蜀汉不同的紧要之处，也是他们在三国当中治理得最差，持续时间却又最长的原因之一。

　　那么，东吴为什么还是会灭亡？

　　不妨来看曹魏。

　　殊途同归

　　跟东汉一样，曹魏其实早就亡了。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后，政权实际上就是司马家族的了。十六年后司马炎逼魏元帝禅让，也只是办了一道手续而已。

　　政变的过程是以后要说的（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《魏晋风度》），这里只说根本原因。

　　原因得从曹魏建国说起。

　　曹魏的建国之路，是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。因为曹操的特点，是有理想无蓝图。他的理想，是要建立一个“非士族”的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。因此，曹操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士族阶级的集体抵制，包括剿灭和暗杀。34

　　然而官渡之战把整个局势都改变了。最能代表士族阶级的袁绍被证明是纸老虎，“奉天子以令不臣”的曹操则成为帝国的象征。结果士族和曹操都面临两难：士族不能撇开曹操另立中央，曹操也不能撇开士族尊奉天子，而如果没有皇帝这张牌，他们都将失去斗争的正当性。

　　汉献帝能平安无恙，这是重要原因。

　　曹操身边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军阀多，也不奇怪。因为在曹丕代汉之前，曹魏与大汉并无区隔。因此，即便去了许都，也不等于投靠曹操；即便投靠曹操，也不等于死心塌地；即便死心塌地，也不等于一条道走到黑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曹操与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个算盘：利用对方实现自己的目的。

　　这个时候，就看谁会下棋了。

　　公开叫板的是孔融，结果被曹操毫不客气地杀掉，罪名是“不孝”。心存幻想的是荀彧，结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，原因是反对曹操封魏公。两人分别被视为反曹和拥曹派，结局却殊途同归，不免让人怅然。35

　　孔融和荀彧的悲剧，归根结底是他们的名士身份、士族立场和儒家思想所致。东汉王朝以名教兴国，世家大族以儒学立身，忠君守节的观念根深蒂固，改朝换代成为最敏感的问题，甚至划线的标准，他们似乎别无选择。

　　选择曲线救国的是陈群。

　　陈群跟鲁肃一样，深知汉室不可复兴，却又坚信士族阶级前途无量。成败的关键，则在曹魏。因此，他不但不反对曹操建国，甚至积极劝进。但是曹操一死，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“九品官人之法”。

　　九品官人法又叫“九品中正制”。说穿了，就是由士族垄断做官权，然后在士族内部按照族望的高低、门阀的上下和势力的大小来分配官位和官职。因此，这个法案如能通过并且实行，则东汉虽亡，士族却胜利了。

　　这就是陈群与荀彧的区别。荀彧维护的，是行将就木的东汉王朝；陈群维护的，则是方兴未艾的士族阶级。所以荀彧失败，陈群成功；荀彧高尚，陈群高明。

　　曹丕则想通了一个问题：士族与曹家作对，究竟是为了大汉江山还是为了做官特权？曹丕认为是后者。于是他接受了陈群的建议并下令实施。没过多久，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澜和拥戴之下当了皇帝。36

　　这是曹丕的胜利，也是曹操的失败；是曹丕的喜剧，也是曹操的悲剧。作为一个“非士族”的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，一旦改变性质，曹魏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？

　　所以，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操的魏国。曹丕成功代汉之日，也就是曹魏行将灭亡之时。以司马家族为首的士族集团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，不过是为士族阶级的政权再次加冕。这就是曹魏的道路，也是它灭亡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那么，蜀汉和孙吴又如何？

　　孙权和刘备原本没有资格建国，他们得感谢曹操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。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：士族并不可怕，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。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：士族的势力极大，只能利用，不能对抗。

　　因此，孙、刘都只能另辟蹊径。

　　顺势而为的是孙权。

　　孙权的路径是“江东化”，即政权的“本土化”和“士族化”。这让东吴在夹缝中得以生存，在危难中得以发展。可惜，江东化虽然夯实了孙吴政权的基础，却也改变了它的性质。前者是孙权希望的，后者则是他害怕的。

　　于是，晚年的孙权逐渐变得内心分裂，作风刚愎，行为乖张，对江东士族更是疑神疑鬼，以至于淫威独擅，用刑严酷。结果，上下言路不通，君臣离心离德，冤狱屡兴不止，吴国成为内部最不稳定的国家。更何况，江东士族也斗不过中原士族，因此孙吴终于亡于西晋。

　　绕道而行的是刘备。

　　刘备的办法是敬而远之，尽量避免与士族阶级发生正面冲突。诸葛亮执政后更是依法治国依法用人，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，蜀汉也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好的。37

　　但，刘备和诸葛亮也有解不开的死结。

　　首先，他们不可能“本土化”。因为那样一来，蜀汉就势必成为一个保守狭隘的偏安之国，人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，哪里还能北进中原，实现兴复汉室的理想？

　　何况作为外来政权的领导人，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。因此，他不但不能实行“蜀人治蜀”，反倒必须在政治上控制，在经济上平抑，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强尾大不掉。非如此，不能保证蜀汉政权不被颠覆。

　　不能“本土化”，就没有必要“士族化”。

　　实际上跟曹操一样，刘备和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“法家寒族之政权”，只不过刘备更倾向于寒族，诸葛亮更倾向于法家。但，不走袁绍路线，是一样的。

　　号称宗室的刘备其实出身贫寒，刘备集团的早期核心成员也都不是名门望族出身，关羽对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顾。刘备和诸葛亮则表面上客气，政治上警惕。一旦发现名士的言论和行为危害政权，他们都不会手软。

　　所以，刘备杀张裕，诸葛亮杀彭羕，废来敏，黜廖立。彭羕的罪名是煽动谋反，颠覆政权；廖立的罪名是诽谤先帝，诋毁群臣；来敏的罪名是乱群。张裕是蜀中名流，彭羕是益州名士，廖立是楚之良才，来敏是荆楚名族，可见刘备、诸葛亮只是打击士族，与地域无关。38

　　这就跟曹操没有两样。

　　事实上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，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、公正清明的社会。但，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，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，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，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。所有这些，都跟士族地主阶级“垄断仕途，控制舆论，成为豪强”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，他们怎么会拥护？更重要的是，以曹魏之强大，尚且不得不放弃努力；以蜀汉之弱小，又怎么抗争得了？

　　所以，蜀汉必定先亡。

　　现在可以得出结论：魏、蜀、吴在本质上都是“非士族政权”，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，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。斗争的结果，是曹魏放弃，孙吴妥协，蜀汉坚持。正因为坚持，所以蜀汉先亡。正因为放弃，所以曹魏也亡。正因为妥协，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，却也不得不亡。因为只有晋，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。

　　这就是“三国纪”。

　　那么，我们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？

　　第六章 桃园惊梦

　　历史上的天下枭雄刘备，在《三国演义》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软仁民爱物的形象。于是他和他的战友便象征着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：刘备代表圣君梦，诸葛亮代表清官梦，关羽和张飞代表侠客梦。

　　千年一梦

　　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，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：历史形象，文学形象，民间形象。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，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，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。1

　　历史的读法、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：历史意见，时代意见，个人意见。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，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，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。2

　　三国，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。

　　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。正是由于他的《三国演义》，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，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，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。

　　问题是：何以如此？

　　原因之一，是《三国演义》的文学价值不低。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，就堪称一绝。但更重要的，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，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。

　　那么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价值观是什么？

　　忠义。

　　这是贯穿始终的。事实上，正如《三国演义》的倾向是“尊刘贬曹”，它的灵魂则是“弘扬忠义”。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，而是桃园结义。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，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。

　　什么样子呢？

　　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，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；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孙权黯然失色，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。

　　关羽不太重要吗？

　　是的，至少并非至关重要。真正重要的人物，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，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，率先割据的袁绍，抗衡中原的孙权。这样看，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、战胜刘备的陆逊。

　　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，甚至超过了诸葛亮。他在元代即已成神，后来又成圣成佛，号称“武圣人”和“盖天古佛”。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，而是因为他的忠义。千里走单骑是其忠，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。

　　关羽，是忠义的典型、旗帜和榜样。

　　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。

　　事实上，关羽离开曹操时，曹操尊重他的选择，下令不得阻拦追击；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，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。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，包括“温酒斩华雄”之类，都全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。3

　　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，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：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、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，一个人自己去死节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：降汉不降曹。

　　这可真是漏洞百出。

　　什么叫“降汉不降曹”？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“反政府武装力量”，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？另外两件事情也同样大成问题：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，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。

　　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，还可以相信吗？

　　实际上，《三国演义》的破绽不胜枚举，比如“三气周瑜”就绝无可能，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。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，岂会被别人气死？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，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？

　　没错，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，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，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？同样，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，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“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？这样的品位和格调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。

　　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“陋儒”。4

　　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，奇怪的是国人不以为非反倒推崇备至；书中有此破绽也不奇怪，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。这又是为什么？

　　为了圆梦。

　　传统社会的中国人，其实是一直有梦的。第一个叫“大同梦”，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。第二个叫“小康梦”，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。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，就开始做“治世梦”。这是帝国时代的“中国梦”。

　　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。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，这就是“圣君梦”。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，这就是“清官梦”。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，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就是“侠客梦”。

　　圣君，清官，侠客，是中国人的千年梦。

　　这三个梦，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。圣君就是刘备，清官就是诸葛亮，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。三个梦三个代表，都在刘备集团，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得人心？

　　至于历史的真相，则无人关注。

　　事实上，《三国演义》创造的文学形象，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来自民间，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，变本加厉。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，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。

　　这并不奇怪。毕竟，治世是万众之向往，忠义乃核心之价值。作为农业民族，或者说，作为非商业民族，我们没有契约精神，没有法治观念，没有公民意识。结果，就只有君臣父子、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。

　　忠义作为核心价值，也应运而生。

　　不可否认，这里面有着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动机：忠用来规范自己，义用来规范别人。我忠诚，你仗义，秩序便得以维持，关系便得以维系，天下便得以太平。

　　这是一个“桃园梦”。